[36]立法屏障理论的效力逐渐衰退，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力不再构成障碍。

四、控制模型的选择：从单一控制模式走向复合控制模式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应选择什么样的控制模式？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回应，需要回答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即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目标是什么？从逻辑上讲，手段的选择，如果离开了对目标的认知和界定，将变成无的放矢。然而，如果仅仅寄希望于规则细化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就会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行政程序所设立的竞争机制必须有效，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也就是说，在定性问题上，执法者依然有很大的判断权和裁量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必要的程序控制和相对人参与的缺乏，使得行政机关在进行裁量时会考虑不相关因素或者不考虑相关的因素。而审查控制则强调更高层级的或外部的监督主体的角色意义。因此从逻辑上讲，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从源头压缩、甚至取消自由裁量空间。

（4）完善对自由裁量权的事后监督体系。控制自由裁量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正是法治系统中始终面临的制度一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行政国家的任务面临着抵御流行病毒侵袭的转变，应急行政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法律秩序。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那么，在法典化无处不在的时代浪潮中，我国行政法能否法典化，以及如何编纂成典？虽然民法典的成功制定及其良好社会效应，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有益的环境土壤，但行政法的内容复杂、性质多样，且门类多元、变动频繁，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仍有其独特性。还有一些领域，基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原理，行政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消极任务，需按照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不得随意干涉公民的个人权利。秩序是法典的外在价值追求，系统性和通则性的法典保证了社会发展的安定有序，赋予特定领域的制度持久的框架结构是共同体的法治夙愿。

（三）行政法典体系化的规范构造 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其服从严格的规则之治。这种模式运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由总则和分则构成，每一编又分成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

在行政基本法典编纂中，有必要对这些执法实践创新加以关注，不仅需解决其存在的合法性瑕疵，还需总结其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法律是否应法典化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成为典范。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其后仍采取了单行立法的路径。比例原则调整的是行政手段与公共目的之间的关系，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用的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尽可能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且不得与要达成行政目的所获得的利益明显失衡。

法律不可能从社会结构中完全剥离出来，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需因时而变。文本是法律的基础，法典编纂的首要工作是确定法律条款恰当的法律意义和体系性的逻辑结构。在基本原则的调试下，行政基本法典可实现从静态的、封闭的法律系统转变为动态的、开放的价值系统。结构体例的通则性能够承载规范秩序统合的体系功能，并通过适度抽象化提炼出一个连贯统一的框架秩序。

而作为通则性的行政基本法典则能以其跨越时空的动态应变机制，来平衡上述紧张关系，实现体系性与灵活性的相辅相成。而相对独立的一般/部门行政法可以随着社会情势的变更，较易作出修订，能够增强行政法体系的弹性，为行政法治革新注入社会活力。

按照这种理论，则并不拘泥于直接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狭义行政行为概念，而应扩张至多元化的行政行为类型，并将各种行政行为配置在整个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通过体系化的规范构造，可在各部门行政法之间建立内在的体系性关联，保障内在协调一致，减少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分歧，同时也为各部门行政法提供标准化和秩序化的基本框架、基本准则、基本制度，形成具备基础涵摄功能和综合协调功能的行政法律秩序。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通过运用精细的行政法教义学，发展出诸多行政法原则。行政行为是行政基本法典的的核心内容，包括行政行为的概念、构成、类型、程序与效力等。通则型行政法典，则是一个浓缩版的基本法典，是对行政法实体与程序内容的高度抽象化建构，完全契合行政基本法典之名和实。监督行政和行政救济编旨在通过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和法律补救，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如何科学确立行政基本法典的立法目的条款，并以此为统领提升优化整个行政法制度体系，是编纂法典的前提和首要任务。具体包括行政组织法编、行政立法与行政决策编、行政执法程序编、政府信息公开编、监督行政与行政救济编。

关于良法的标准，包括内容、本质和价值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或科学性，即符合客观规律、反映和尊重客观事实。在行政法典的规范效力层级上，需将多元分散的行政法规范整合为上下贯通、内外统一的结构体系。

进入专题： 行政基本法典 。相较于大陆法系的信赖保护原则与英美法系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而言，诚信原则更适合作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是管理公共部门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行政法律规范遍布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行政法治越来越强调功能整合。

行政法体系化需综合考虑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抵制部门行政法领域法律的分散发展。在行政法典外部，需协调好行政法典与其他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关系。行政公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应依法将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开，将法定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公开。法律追求的实质目的就是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固有价值确认。

行政法典是行政法律规范的结晶，一旦凝聚成一个整体的行政法典，就限制了行政法形体的发展空间，易阻碍行政法治进步。良法之治是科学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有机统一，只有符合客观规律、反映人民利益、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才是良法。

譬如《行政强制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第4条都规定了职权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第5条都规定了公正、公开原则。成文的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之间存在滞后性，这是法典编纂不可避免的弱点。

这其中，体系化的规范构造是典范性的文本转换，也是法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在行政法典的规范构造上，主要由《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一般性法律中的具体规范组成，同时提取《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部门行政法领域中的共通性规范资源，并吸收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中的程序性规范，形成整体与部分、总则与分则、抽象与具体、一般法与特别法等相统一的规范逻辑体系。

为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需加强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约束，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价值体系是统一法律秩序的核心枢纽，任何融贯的法律体系内部都有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这种价值体系构成了建立法律体系的方法论基础。从行政行为的过程来看，在行政权力产生—运行—结束的全生命周期中，都要规范行政主体如何进行行政活动，实现了行政法治的工具理性。任何法典的整体结构都不在于追求大而全的复杂体例，而是旨在规范共通的法律规律，形成稳定的体系结构。

精神特质 当下的中国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典，欲穷尽所有人事，实非易事。

改革开放初期，有学者就提出制定行政基本法的构想，主张通过作为基本法的行政法发挥总纲性的统摄功能。人民将权力授予行政机关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

立法者在编纂法典过程中，应使一般民众对现行法秩序产生信赖感，不致产生朝令夕改的困扰。公法反映了一个国家长久的历史观念、政治传统与民族风貌，如何建构中华民族的行政基本法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独特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公法精神。